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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,然后能听说。
《吕氏春秋》和道家一样,把着眼点放在人的问题上,而不是知识的问题上,但它更重视人的个体和感性特征。凡事之本,必先治身,啬其大宝,用其新弃其陈,腠理遂通,精气日新,邪气尽去,及其天年,此之谓真人。
这就是说,人有超越自身的精神需要,这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本体存在,虽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实现出来。[51]《淮南子·诠言训》。在它看来,外在的知识技巧之类,能使人产生伪诈功利之心,妨害人性的健康发展和实现。人的主体性的最突出的表现,就是心的能动作用,发一端,散无竟,周八极,总一筦,谓之心[57]。《吕氏春秋》的去智思想,固然反映了它对认知理性的轻视,但在这一点上,儒道是共同的,甚至包括提倡理智主义的荀子,也反对名家的思辩理性。
但这不是认识论的问题,只能是自我体验,自我直觉。[12] 在《吕氏春秋》作者看来,人之有欲,固然出于自然,也是性之必然,但欲既不可无,亦不可过,更不可惑于欲。此天理自然,人之所宜,三王所不易也。
谁又先阴阳者乎?吾以自然为先之,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。他的宝生存宜的思想,不仅肯定了欲,而且强调义。知以无涯伤性,心以欲恶荡真。这个天理,虽不是后来理学家所说的天理,而是玄学家所说的自然之理,但却是生而具有的。
[8] 理虽然也很抽象,但它是有规定性的,是有而不是无。因此,他只能在自我限定的性分之内,各据其分,各安其性,在主观上实现万物齐一的境界,这就是他所说的玄冥之境。
……若谓理信以无为宗,则偏而害当矣。夫物事之近,或知其故,然寻其原以至乎极,则无故而自尔也。殊于鸟兽,不能远网罗,而逃寒暑。它不是与无同体,与道同体,因为本来就没有什么无和道。
这个礼当然是儒家所说的等级名分之礼。那么,有没有人性呢?它认为是有的,这就是自然欲望。万物就是自然界的存在,也是自身的根据,没有任何东西是万物的使之然者。[3] 向秀提出,人和其他生物的区别在于人有心智,即具有理智能力,所以能够利用和改造自然,这正是人之所以最灵者,人之所以为人者。
由于它否定了人生价值,因此在中国哲学史上很快就消失了。至于意,虽是指人的意识,但他认为,意之所欲在于放逸。
而是说,人人各性其所性,因而实现了齐一,并无贵贱大小之分。既然人心人性就是追求享受和快乐,因此只能乐其生而不能苦其生,只能顺其性而不能犯其性,这就是它的养生之道。
因此,这种享乐主义和西方的快乐主义也不相同。他也不是主张肆情纵欲,如后来的《杨朱篇》所说。至于这个礼是人性中内在的,还是外在的,是出于自然,还是出于社会,向秀并没有说。怀末以忘本,则天理之真减。这是自得之性、自得之理,不是任何外在的原因使之然者。夫仁义自是人之性情,但当任之耳。
[21]《庄子·大宗师注》。[20] 这种理论的特点是不承认事物有终极原因,甚至有任何因果性,不管是机械论还是目的论的。
[9] 他否定了至无的存在,主张以有为体,他所谓自生,是万物自己产生自己。它是与天地同体,与变化为一,完全是现象学的,而不是本体论的。
夫相因之功,莫若独化之至也。[45] 知之用就是心之用,他把天性和心知对立起来,以为运用心知就是违反了自然之性,因此主张无心而去知。
虽然性各有分,但人人各有其性而性各有极,则是共同的。这种被限定了的尊卑上下关系,体现在每个人的意识中,便成了各自不同的性分。偏无自足,故凭乎外资[10]。它只需要目前的肉体快乐。
三 向秀、裴頠之后,郭象总结了他们的理论,提出了他的独化自性说,把玄学心性论提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。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限制、自我封闭的思想。
这个思想,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理学家包括王夫之。识智既授,虽出处异业,默语殊涂,所以宝生存义,其情一也。
[49]遗知而知被认为是最高的智慧,因为它超越了一切认识,完全出于自然,靠直接体验而获得,不需要任何论证和证明,它是自明的,又是不可言说的。一理不至,则天年无缘得终。
[27] 问题在于,这个自得之性虽是自然,却并不仅仅是现象本身,而毋宁说是现象的本质,用郭象的话说,它不是迹,而是所以迹者他又称这种规律性为所以然之理与必然之理,是本体道即自然的体现,没有任何外在的目的性来支配。总之,一切情感需要必须符合自然之性,不敢妄然而动,这便是全其性,正其情,也就达到同客观规律的完全统一,而无己私功利之欲。比如同样的音乐,由于情感不同而有不同的反应。
这里提出了情感体验的内在性和心性的主体性原则。据说何晏曾注《老子》,但一见王弼老子注精奇便作罢,以自己所注为《道德论》,并叹服说:若斯人(王弼),可与论天人之际矣。
这是嵇康论心性的基本前提。在嵇康看来,哀乐系于人心,是人的内在情感,音乐发于金石,是外在的客观现象,音乐无关乎哀乐而哀乐无系于音乐,二者没有必然联系。
这里所谓无为,就是顺其自然之性,而不是用仁义之类改变人的本性。所谓天人之际,归根到底是解决人的存在问题,因此它并没有离开心性之学这个主题。